《中国基督教研究》（JRCC，中英双语半年刊）是一本国际性、双向外部匿名评审的学术期刊，（从2025年始）由CCS出版社编辑出版，创刊于2013年，国际刊号在线版（ISSN online）为3068-479X。本刊为（中国）基督教研究以及相关研究提供学术发表平台，刊登与（中国）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有关的学术文章与评论。本刊为免费公开获取刊物，遵守CC BY-NC-ND 4.0。所有投稿文章不收取任何费用。本刊目前已被EBSCO、ProQuest、ATLA等数据库收录。
麦基洗德祭司身份与《利未遗训》和《希伯来书》中的弥赛亚观
本文以《十二族长遗训》中的《利未遗训》第18章与《希伯来书》第7章为研究对象，对两者所呈现的麦基洗德祭司传统及其弥赛亚观念进行文本对勘与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两篇文献虽在文本性质、成书背景及写作意图上存在差别，但在神学结构上却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框架：均强调祭司职分的永恒性与超越谱系的神圣任命；均以对既有利未祭司制度的批判为前提；均将祭司职能与弥赛亚期待紧密融合。在此共同基础上，《利未遗训》突出刻画了一位集君王、战士与祭司于一身的末世性“新祭司”形象，着重其审判权能与灵界争战的面向；而《希伯来书》则系统论证了耶稣基督作为麦基洗德等次的永恒大祭司，以其“一次而永远”的献祭达成完全救赎，并将此传统提升至更具位格意涵的神学高度。本文指出，两篇文献共同见证了第二圣殿晚期犹太教中弥赛亚观念的丰富流变与“祭司型弥赛亚”思想的形成，亦反映出早期基督教在承续犹太传统的同时，如何通过对麦基洗德叙事的重新诠释，确立耶稣基督兼具神子与弥赛亚身份的独一救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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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医会报》与近代来华医学传教士的中医药观察
从19世纪开始，来华的基督新教医学传教士对中国本土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博医会报》作为医学传教士创办的专业刊物，大量刊载了他们对中医药的观察和记录，是他们交流观点、传播观察记录的重要平台。医学传教士对中医药的深入观察，既源于自身的职业兴趣，也迫于日常的诊疗需求。他们将中药作为观察核心，不仅为满足药品需求发掘和应用本土药材，还运用生物化学、药理学等方法对中药展开系统研究，推动了中药研究日后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发展。在实践层面，医学传教士虽难以理解整个中医体系，但他们在拓展医疗手段的主张下，以虚心细致的方式对实践的诸多技艺展开了探究与思考。此外，《博医会报》还记录了医学传教士基于现代科学医学视角，相对专业和客观地对中医缺陷提出的批评与改良建议。通过梳理《博医会报》记述的医学传教士对中医药的观察与探索，可以探究该群体观察中医药的原因、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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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传教：非洲灵性教会的历史谱系、跨国机制与全球信仰空间
伴随全球基督教重心南移，非洲灵性教会的跨国性与国际化日益凸显。近年来，部分非洲主导教会在西方国家建立分支。一些移民信仰群体亦创立新教会，以实现对前宗主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再福音化”。这一现象通常被概括为“逆向传教”（reverse mission），在北半球传教实践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需要指出的是，逆向传教并非非洲教会所独有，而是在全球五旬节-灵恩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呈现出的多区域宗教实践。不过，就其历史延续性与组织活跃度而言，西非灵性教会尤具代表性。其中，尼日利亚的救赎主基督教教会（RCCG）尤为典型。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阿拉杜拉教会，80年代吸收五旬节-灵恩派特质。如今，其在英国和北美的发展不仅展现出逆向传教的组织路径，也凸显出侨民网络、植堂策略与圣灵神学在跨国扩展中的关键作用。本文据此考察非洲灵性教会的神学—仪式资源与组织机制如何共同构成其跨国传播动力，并分析救赎主基督教教会在英美语境中的信仰实践及其对当地宗教空间的有限影响。文章认为，非洲灵性教会的逆向传教体现了全球宗教流动中的南北互动与属灵资源重组，但其理论界定与实践路径仍面临挑战。随着全球宗教互动的深化，这一现象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呈现更为复杂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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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新教传教士对道教的判教思想研究
本文集中探讨近代新教传教士在不同阶段如何基于自身信仰立场对道教进行理解、评判与安置，即判教。从关于上帝的真知、道德、救赎三个层面，文章分析了三个阶段传教士对道教的诠释与评判，指出其判教模式大体呈现出从完全置换模式、部分置换模式到成全式倾向的转变，并认为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传教士与道教之间形成了真正平等的宗教对话，而更接近一种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理解、吸纳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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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集珍》中的清末女传教士基督教新女性认知
晚清来华女传教士主要工作对象是妇女，她们自身有西方与宗教背景，同时又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使得其对中国妇女现状与未来的认知既矛盾又不无协调。义和团运动前后，男女平等、女权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妇女的新追求，女传教士没有忽视社会的变化，在教会学校女生教材《家学集珍·女子须知》第2版修订时以修身、爱家、爱国、爱天国为逻辑，通过律法、女权、平等、自由等的讨论，将女信徒引入时代变革中。同时受基督教家庭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女子须知》也有明显的贤妻良母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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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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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对孔子“大同”思想的神学诠释
儒家天下“大同”思想出自《礼记·礼运》篇，萌发于先秦时期。它既饱含着孔子对中国远古黄金时代的礼赞和崇敬，亦承载着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和向往。近代以降，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安保罗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根基，对孔子及其“大同”思想展开详实考察，提出“孔子是上帝赐予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先知”的独到见解。其先知性就体现在孔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尚未纯全”之人，并非《中庸》所尊崇的“至圣者”，而是“至圣者”的预言者。孔子所勾勒的“大同”理想与基督教核心价值在内涵上存在深层契合。在一定意义上，打破阻碍东西方文明交往的精神隔阂，努力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也生动体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早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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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怜《张远两友相论》的修订与中国化
《张远两友相论》系新教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于1817–1819年间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连载的首部对话体章回小说，兼具宗教传播与文学实验的双重属性。作为19世纪中西文化碰撞的典型文本，其修订本在近百年间历经几十次刊刻，涵盖福州、上海、宁波以及北京等地域。本文详细展现了《张远两友相论》百年间的版本流变，通过分析修订本中国化的翻译策略，来探讨基督新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不同的中国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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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反迷信”叙事的基督宗教谱系
新文化运动的反迷信叙事并非五四时期横空出世的世俗建构。这一启蒙话语在思想渊源上，内化并借用了它原本意图批判的对象——基督宗教的历史遗产。晚清以降，以广学会为代表的传教机构在自然神学的理念下，率先构建了以自然科学批判本土宗教信仰的祛魅路径。此后的新文化知识分子承接了“以科学破除迷信”的话语结构，但剥离了“格致学”的自然神学内涵，并将其重塑为代表真理标准的“赛先生”，由此确立了现代科学之权威。除了叙事结构的接力之外，在具体的批判建构中，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也曾直接引用传教士的田野材料，并吸收了教会学者编纂的迷信分类标准。非基督教运动时期，本土基督教精英为应对社会压力，主动拥抱了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反迷信叙事。这场跨越宗教与世俗边界的话语接力表明，近代中国关于“科学”、“宗教”与“迷信”的权力边界，实则是在复杂的知识借鉴、话语置换与时代张力中动态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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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十九世纪美国归正会驻厦宣教士打马字为个案，重构其“口语—文字—文本—课堂—流通”的译经与文字实践，考察方言译经在宗教传播之外的社会功能。研究利用档案、年报、书信与早期罗马字文本，梳理厦门话罗马字的形成、早期闽南语圣经的译介及其出版传播。研究发现：打马字通过低门槛书写工具与持续文本供给，配合妇女班与本地教师，显著提升基层读写能力，率先改善妇女群体的阅读处境，并推动教会由“外来推动”转向“地方自立”；由此累积的罗马字文献与《厦门音的字典》亦启发近代拼音化探索和推动闽南语研究。打马字个案揭示方言译经及相关文字实践如何推动地方社会变迁与文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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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来华西方传教士对孔子形象的塑造经历了持续而复杂的过程。学界以往多以1662年殷铎泽、郭纳爵《中国智慧》所附《孔子传》为起点考察这一传统，但本文通过发掘1654年何大化《中国分期史》中的《孔子传》，揭示了这一书写传统更早的源头。本文以何大化《孔子传》为基础，进一步探讨早期耶稣会士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并考察不同修会围绕孔子所展开的书写与论辩。通过比较耶稣会与多明我会在“孔子观欹器”、“君子不器”等典故及孔子信仰问题上的争议，揭示传教士之间的思想交流及其与中国礼仪之争的联系，从而表明早期西文中的孔子形象是在修会互动与论争中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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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诠释学视域下的“道成肉身”
学界对伽达默尔使用“道成肉身”概念存在神学与现象学两种解读进路，但均未能充分贯彻其“视域融合”理念，导致对伽达默尔理念的偏离。本文以伽达默尔自身的诠释学方法为路径，系统论证“道成肉身”实为一种普遍的理解模型，其本质在于“真理在历史性中发生”的诠释结构。通过分析“道成肉身”作为“隐喻”的本体论意义、其在布尔特曼“解神话”中的普遍诠释学转化，以及其作为理解模型的哲学功能，本文揭示该模型如何调和有限与无限、历史与真理之间的张力，并展现伽达默尔立足于“诠释学立场”而非单纯神学或现象学立场的理论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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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基督教人士的耶道比较研究
20世纪初期，在“非基运动”与民族觉醒思潮的推动下，部分中国基督教人士为了促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始日益关注基督教与道家道教的比较，并尝试通过经典互释等研究方法，探索构建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督教思想体系。与此同时，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来华传教士也逐渐摒弃以往对道家道教的偏见，并将耶道比较研究的视野从先秦道家扩展至后世道教的经典教义、仪式和方术等。尽管这些研究在总体上仍存在诠释上的牵强与现实关切不足等局限，但其贡献在于初步开启了耶道平等对话的尝试，拓宽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与路径，并为基督教思想的中国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和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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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于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第一卷中“爱”的术语问题，从《圣经》诠释学的视角出发，论证奥古斯丁通过将“爱”从dilectio转化成caritas，为《圣经》诠释中的“爱”赋予了三个递进层次的内涵：行动层面的爱、关系层面的爱和实体层面的爱。他以在“使用-享受”的二分法中处理《马太福音》中“爱的诫命”为起点，将行动层面的dilectio引向关系层面的caritas，进而说明了“增进爱”是《圣经》诠释学的中心任务，dilectio在行动方面的内涵也被纳入了caritas。最后，奥古斯丁暗示了caritas在综合了行动和关系之后所具有的实体性，这种实体性在“圣灵是爱”这一命题中得以明确，caritas也由此具有了坚固《圣经》权威的力量。故此，caritas成为了奥古斯丁的《圣经》诠释学的最终目的。
Copyright (c) 2026 李浩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东方世界的宗教是索洛维约夫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其定义俄罗斯民族性及宗教本质的重要参照。在索洛维约夫的论述中，中国的古代哲学、神秘主义信仰以及最关键的父权原则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信仰，同时这样的信仰也阻碍了中国向绝对价值的迈进。索洛维约夫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东正教会与西方教会的冲突中形成的，其总体旨趣在于成就基督教的普世教会和人类的普遍救赎；中国观作为索洛维约夫道德哲学和神权政治学说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了解基督教世界中国观的必要环节。
Copyright (c) 2026 柴旭东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All Things Are Lawful"? Paul’s Reframing of Freedom Through the Lens of Body (1 Corinthians 6:12-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human bod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was a contentious issue in early Christian churches. This paper examines Paul's reframing of freedom from the lens of the body in 1 Corinthians 6:12-20. Through a three-tiered methodology—social-historical analysis, rhetorical analysis, and exegetical study of the Corinthian texts—this paper first reconstructs the Corinthians’ theology of body and traces its intellectual roots in the dualistic view of body in Stoicism and the similar dualistic traits manifested in Proto-Gnosticism. I argue that Paul, using the rhetoric of diatribe, challenges this dualistic and individualistic view of body, rejecting its disembodied moral implications and articulating instead a holistic and communal vision of freedom grounded in the embodied participation within the body of Christ. Finally, by engaging in a dialogue between Paul’s reframing of freedom and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freedom,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nstructive hermeneutical bridge for interpreting Pauline concept of freedom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s.
Copyright (c) 2026 Yichen LIANG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叶农教授领衔的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致力于梳理明清时期以澳门为中心的海上丝路文献与史事。澳门研究院不仅著书立说，而且与澳门、广州多家出版机构合作，刊行《海上丝路丛刊》《海上丝绸之路丛刊》等书系。自2016年以来，澳门研究院陆续推出30余种学术作品，涵及书目、字典、档案、西人文集或著述、碑刻及图像资料、专著和译著、资政报告等主题多样、议题丰富的图书。这些图书直观呈现了以澳门为桥梁的中外文化交流，有力推动了澳门学、中外关系史、汉学史等领域的学术进展。
Copyright (c) 2025 代国庆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基督教自形成以来，便一贯反对各种野蛮、落后、愚昧的风俗习惯，诸如溺婴弃婴，角斗，自杀，乱交，同性恋，鸡奸，童婚，多妻制，寡妇殉葬，妇女缠脚，奴隶制，等等。基督教又提倡博爱、慈善、怜悯，推崇艺术。基督教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使自身逐步发展为世界上势力影响最大和最为文明的宗教。施密特的《受其影响：基督教如何改造了文明》一书对此做了全面、系统、深入、集中的论述，成为集大成的著作。
Copyright (c) 2025 张 箭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袁步佳的《〈老子〉与基督》是一部促进《老子》与基督教融会贯通、促进基督教中国化的佳作。在袁步佳的理解中，老子的道论与基督教的上帝论具有高度的同构性，老子所说的圣人就是对六七百年之后将通过“道成肉身”降临人世间的耶稣的预言，按照老子的说法修道就是真实信仰上帝及其化身耶稣的体现。袁步佳对《老子》与基督教的融会贯通，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基督徒理解和接受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也非常有利于《老子》走向全世界，为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国度所理解和接受。
Copyright (c) 2025 韩焕忠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基督教三一论“一而多”的本性突破了绝对一神论的天然排他性，而其不同位格的角色与功能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赋予了教义上的理论支撑。虽然三一论已经作为基本教义被基督教团体所接受，但不同时代的处境与思潮为三一论带来信仰的辩难，使得三一论以不同的形式被认知与诠释，并因此具备了在多元宗教对话语境下有意义地被表述的潜力。在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相遇、交流、对话的处境里，本文认为三一论成为基督教能在不同模式的宗教对话中得以立足的理论基础。
Copyright (c) 2025 郑娜达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东叙利亚礼仪是基督教传统中重要的礼仪体系之一，其感恩经作为圣体圣事的核心祷文，承载着丰富的神学意涵与深远的教会传统。本文通过对阿代与马里、狄奥多若、聂斯托利三种感恩经的结构与内容对比，展现出了东叙利亚感恩经的共同结构与内容。本文尤其聚焦于狄奥多若感恩经，分析其文本结构与神学内涵。本文强调，呼求圣灵祷文在三种感恩经中均占据中心地位，特别强调圣灵在饼酒圣化中的神能角色。其中又进一步探讨卡塔尔的加百列与约翰·巴尔左比对该祷文的诠释，揭示出东叙利亚礼仪中呼求圣灵祷文的宗教内涵，展现出东方教会特有的礼仪神学传统。
Copyright (c) 2025 段文郡熠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本文以保禄书信中关于基督“由女人而生”与“按肉身出自大卫后裔”等表述为起点，采取以神学优先、文本解读、跨学科补助的方法论路径，借助历史-文献学、灵修学、礼仪学等方法，旨在澄清保禄书信中的玛利亚与道成肉身及救恩史两重秩序（律法/圣神）的内在关联。保禄的书信虽未详细论述玛利亚，但在《迦拉达书》4:4中，他强调了耶稣“生于女人”，确立了玛利亚在人类救赎计划中的关键角色。她以信德与顺服成为神救恩计划的门户与恩典的通道，她的自由回应使神的道得以取人性，并在她内开启了神与人合作的新历史。玛利亚不仅是耶稣的母亲，更是所有信徒的灵性母亲。保禄的神学虽未具体探讨玛利亚的位格，但其思想为后来的教会神学奠定了基础，使玛利亚在救赎史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深化和确认。
Copyright (c) 2025 钱怡婷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启示录》中，第12章中“妇人”究竟是谁？作者约翰在本章或整卷启示录，并没有提供答案；以至于身分成谜！根据学者巴比（Bertrand Buby）的研究，历代以来对于“妇人”的解释有28种，妇人宛如“千面妇人”。本文经类型化之后，整理出妇人身分的四个主要类型 ―― 类型一 “马利亚”、类型二 “教会”、类型三 “以色列”、类型四 “上帝的子民”，并以两个归纳后的释经律则，来检视四个主要类型的合理性。
Copyright (c) 2025 江耀国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从《路得记》地理空间变化看以色列民族身份建构
《路得记》作为希伯来圣经中的一部短篇叙事，通过摩押女子路得的迁徙与融入以色列族群的故事，展现了地理空间的变化与民族身份建构之间的深刻关联。本文以地理空间为切入点，结合文本分析、历史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理论，探讨《路得记》中“摩押—伯利恒”的地理空间的转换如何象征以色列民族身份的边界跨越与重构。《路得记》通过地理空间的流动性与开放性，挑战了以色列传统族群的排他性叙事，强调以道德律法为核心的身份认同模式，为流散时期的以色列族群提供了身份整合的范式。
Copyright (c) 2025 赵亮芹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随着16世纪全球福传运动的兴起，方济各会灵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目前已有大量关于方济各会灵修如何移植于拉丁美洲的研究，但关于东亚地区的研究颇为稀少。本文考察了一部由方济各会士石铎琭翻译，并于1694年在广州出版的16世纪欧洲方济各会默想名著，基于文本分析，重点关注其西班牙来源，及其在本地化方面的努力。
Copyright (c) 2025 梅谦立, 王 琦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本文探讨了利类思（Ludovico Buglio）在其翻译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卷 Q45，A1（即《超性学要》第一大支·第三段，卷之十·第二·一章）时，对 Creatio ex nihilo的适应性阐释。通过分析其对文本结构的改编和术语选择，本文突出了利类思将西方神学概念与中国文化框架联系起来的策略。主要发现表明：他使用儒家术语“化成”来翻译 creatio和creare，强调创造的动态过程，并根据明清文学惯例进行了内容的结构调整。该译本优先考虑中国读者的可读性，在忠实于阿奎那观点与文化适应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利类思的作品体现了早期耶稣会在跨文化背景下协商神学术语的努力，在处理语言和哲学的文化张力中，尽力寻找、构建两种文化在神学术语上的“意义对等关系”，而这种“对等关系”实则为汉语神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翻译与诠释意义上的方法论启示。
Copyright (c) 2025 邓梓琢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圣多玛斯神学思想的东传及其对中国明清天主教神哲学之人性论的建构
圣多玛斯神学思想的东传可视为一种“内生建构”的路径，是以其内在理论、神学宗旨来融入中国明清天主教神哲学的内部逻辑中，成为其哲学体系构建的核心资源，同时又结合了中国传统哲学语境来加以本土化调适，因此对中国明清天主教神哲学尤其是人性论的建构具有奠基作用。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与艾儒略的《性学觕述》是引介圣多玛斯神学思想的典型文本，特别是在灵魂论与人性论方面，《天主实义》基本上继承了圣多玛斯的自然神学传统，《性学觕述》以中国本土“性学”的表述实现了对亚里士多德-圣多玛斯灵魂论的系统介绍，儒家天主教徒夏大常的《性说》又是在“习取”圣多玛斯灵魂论的基础上融合儒家“性善论”而完成了“灵性人性论”的初创。关于圣多玛斯思想的“内生建构”，需要留意其奠基底色作用，更要关注其在中国的演化特质与本土士人的回应。
Copyright (c) 2025 张浩钇, 张永超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浅析蒋介石于1949年在宁波的基督教信仰
蒋介石，浙江宁波人，国共内战时期中华民国总统，同时亦为一名基督徒。本文主要采取历史文献分析与宗教社会学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式，通过对1949年蒋介石在宁波参与各类宗教活动的史料考察，探讨其基督信仰在特殊历史情境下的呈现方式。研究显示，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既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又带有佛教思想的传统印记。作为政治领袖，蒋介石在祭祖与宗教实践上的选择，不仅反映个人信仰的复杂性，也折射出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家庭宗教背景的深层作用。
Copyright (c) 2025 吴凌云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晚清时期，五口通商，新教教士纷至来华。其中，美国美以美会的传教士蒲鲁士在福建兴化地区以“实业传教”的策略开展其布道活动。然而，美以美会其他传教士却对蒲鲁士“实业传教”的策略表示反对，认为会导致一种世俗化倾向。那么蒲鲁士的方法是否可行？具有怎样的神学依据？实际效果如何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基于这些问题，本文以当时的时代历史背景为着眼点，来重新探讨和分析蒲鲁士“实业传教”的由来、特点、以及其在本色化教会发展创建中的作用，以此深化对蒲鲁士及美以美会的认识，同时丰富基督教传教史以及福建基督教区域史等方面的研究。
Copyright (c) 2025 唐守康 (作者)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基督教在山东乡村传播广泛，以英国圣公会为例，其乡村堂口、信徒数量都不断增长，在此过程中，中国同工发挥了较大作用。在教义传播方面，中国同工将教义转译为乡土语言，增强民众情感认同；在宗教实践方面，通过神迹叙事和仪礼的结合，调和了基督文化与乡土信仰间的张力。在信仰组织上，信仰的家族化传播推动了地方信仰共同体的构建。制度层面，中国同工主导教会治理，推动自传、自养、自立。因此，鲁中乡村教会的本色化不仅是教义传播方式的调适，更是语言、仪礼、社会结构和制度的重塑。乡村基督教的本色化路径，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也并非对本土文化的完全迎合，而是在信仰认同的背景下实现的普世性与地方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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